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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我回顾的这一段历史，虽不是我自己经历过的，但就是想说明一点，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考虑的还是小打小闹的调整的时候，已经在考虑根本性的问题了，要进行思想路线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。现在回头看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
  我自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分为三种。第一种是朝鲜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，基本是维持计划经济，引入有限的市场调节，总体收效不大，经济仍然属于贫困型。苏联和东欧是第二种，是激进改革模式，其实他们也尝试过小打小闹，但包括走得最远的匈牙利等在内的所有国家，都没有迈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步，最后也没有成功，再加上西方话语的忽悠，他们后来干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，这是激进改革模式，旧的体制瓦解了，搬来了西方的多党制和市场经济，结果也没有搞好。苏联解体时，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，今天整个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满打满算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，我们今天仅外汇存底一项，就比俄罗斯的GDP和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GDP加在一起还要多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模式是第三种，是稳健改革模式，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、激进改革模式都好，好很多。

  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给做翻译，1985年8月28日，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，这个人现在90岁了。这场会见我印象非常深刻，穆加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导人，他是游击队出身，坐过英国人的牢，他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，他内阁一半的成员都是南京步兵学校培养的。

  穆加贝讲线年第一次来中国，当时我还没有进外交部翻译室，但谈话记录我看了，我还问了当时做这场翻译的同事，穆加贝曾当着的面，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否定主席，解释说，我们没否定毛主席，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，我们是全面完整地理解思想，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，对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三七开，对他犯的错误我们也实事求是。还说，假如没有毛主席的话，我们都还在黑暗中徘徊。

  到1985年我做翻译的时候，穆加贝的观点还是没有大的改变，他第二次见到还是担心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。小复跟他解释，先是从毛主席讲起，告诉穆加贝，我们还是高举思想的旗帜。对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。其实，文革的时候，受到很大的冲击，对还是加以保护的。从1969年到1971年，被贬到江西拖拉机厂，据我看到的材料，他的警卫还是来自（中国人民中央警卫团，负责保护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），不是地方部队。毛曾多次说过，是难得的人才，说他会打仗，人比较公道。复出后也公开讲过，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。他还多次说过，毛主席是党的旗帜、社会主义的旗帜，他的功劳和贡献远大于他的错误。

  见外宾一般提前20分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，外长把我介绍给，说这是外交部翻译室的小张，握了我的手，问我是哪里人，我说上海。他问我：知道霞飞路吗？我说是淮海路吧。他对上海有感情，看的出来，因为他一生中很多宝贵的时光都在上海度过的，16岁从上海去法国读书，回来后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作为中央的秘书长，他当时要把所有高级干部的联系方式都记在脑子里，这是不容易的。

  他自己后来回忆，他第一次的婚姻在上海，爱人叫张锡媛，在上海因生孩子难产去世。1949年之后，她的骨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。他自己也说过，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也是在上海，1928年和罗亦农接头，办完事，“刚从后门出去，前门巡捕就进来，罗亦农被捕。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，一个扮成擦鞋子的，用手悄悄一指，就知道出事了。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”

  与穆加贝的这次会见有一点戏剧性，穆加贝觉得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，而说不会。跟他讲，我们要实现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国防的现代化，但是在“四化”前边有一个词叫社会主义，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，说我们的社会主义“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，一个是不搞两极分化”，这是他见穆加贝的时候说的。我们现在讨论可能会打“语录仗”，因为一个伟人讲过许多话，不分时空地引述，会造成一些误解。

  视察上海时，曾指着一台进口仪器问周边的人，它是姓社还是姓资，得到的回答是姓社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后来有人就说邓是不问姓社姓资的。我自己理解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相当完整的，他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整体观，他不是指具体的东西，这个是资本主义，那个是社会主义，他说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，最终的目的是使国家发展起来，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，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来。

  我与的接触中，发现他有两条是不变的，他讲过很多次，包括这次跟穆加贝也说，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，我们还在探索，但他同时又说，有两条一定要坚持，一是党的领导不能动摇，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不能动摇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就是的底线思维。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有极大几率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只要坚持了这两条，即使出现了问题，我们也可以纠正过来：比如地区差别大了，我们就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，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都比沿海地区快；医疗改革市场化走得太远了，我们大家可以推翻重来；养老保险从无到有，到现在的全覆盖。我老说因为有了这两条，党的领导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，即使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中国模式纠正问题的能力比西方模式要强得多。

  因为穆加贝比较“左”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跟他讲“左”给中国带来的教训，特别讲了和，讲了一句很重的话，说“我们受到了惩罚”，后来穆加贝在去机场的路上跟我说，“惩罚”这个词很重呀。也对公有制占主体做了解释，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“利用外资”，说，“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，工人可以拿工资，国家可以拿到税收，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些企业中，我们大家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，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”。这种把合资企业中间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剥出来，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，说明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思考，也为我们后来的公有制改革，包括今天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下了基础。

  会见中，邓明确讲除了要防“左”，也要防右，邓讲了要坚持四项根本原则，也就是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、坚持党的领导、坚持马列主义、思想”，邓讲这四条，一气呵成。后来穆加贝1987年再次访华，还是我做的翻译，那次邓也讲了四项根本原则，但毕竟又大了几岁，邓是讲一条停一下，等我翻译，当中还有“这个”、“这个”，穆加贝后来还问我“这个”是啥意思。但他自己反复讲了这四项原则，显然是经过他深思熟虑过的东西。

  在这之前他见坦桑尼亚总理，也解释说四项根本原则就为了一个目的：保持中国的稳定。他说没有四项根本原则，亲西方的自由化就将冲垮中国的现代化事业，邓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。但同时他对每一条都做过解释，这不是僵化四项原则，而是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四项原则。比如他讲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说改善党的领导；他讲坚持马列主义、思想，但他也讲马列主义、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。